毋庸置疑，翻譯或起草英文合同要有法律專業的知識，否則難以正確理解原文，也不能正確地表達出來。世界上有兩大主要法系，一個是英美法系或普通法法系, 另一個是大陸法系或民法法系。我國在舊中國時代屬于大陸法系，在新中國時代則不屬其中任何一個法系，自成一個獨立的法系，但比較接近于大陸法系。英文合同大多屬于英美法系，其中的用語、概念與我國的用語、概念差異甚多，甚至是較大的差異，有的概念、制度在中國并不存在。
例如陪審團制度（Jury)是英美法律制度中一項歷史悠久的遺產。早在1215年英國的自由大憲章中就有相關的約定。它是作為人們的一項自然權利而存在的，任何機關或個人都不得剝奪。合同作為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的憑據自然也會對此有所涉及。依據“權利可以放棄，義務必須履行”的法理，很多合同中就有關于放棄陪審團審判權利（Jury Waiver Provision)的約定。而我國是沒有陪審團制度的，盡管我國的法院在審判活動中存在有人民陪審員制度，但無論該制度建立的理論依據，還是在現實中的運作都與陪審團制度大相徑庭，不能等量觀之。我國的合同，無論是 各級政府部門提供的標準合同，還是實務中律師起草的合同，從來未見有放棄人民陪審員審判權利一說。法律上沒有相關的規定，實踐中當然也不會有適用的先例。 因此，英文合同中有關放棄陪審團審判權利的約定在譯成中文后，往往令不熟悉英美法的讀者不知所云。
在英美國家的銀行中有一種所謂的“Referral Bank”，此種銀行往往將自己攬到的儲戶或貸款客戶介紹給另一家與之有Referral協議的銀行并為此收取相關費用。目前國內開展此種業務的銀行還很少見。這種業務就其法律屬性而言究竟屬于我國民法的委托代理行為還是行紀居間行為，或者根本就是一神規避法律的轉讓行為？法律對也沒有針對性的規定，譯者在翻譯時也找不到對等的譯入語。
就律師制度而言，英國律師有兩類：barrister和solicitor，而中國只有一類，如何譯？香港將barrister譯為“大律師”，而將solicitor譯為“律師”，這樣譯明顯地將二者定出髙低等級，是不可取的。內地譯者將前者譯為“出庭律師”或“辯護律師”， 而將后者譯為“事務律師”或“訴狀律師”或“案頭律師”，還有人建議采用音譯 法將前者譯為“巴律師”而將后者譯為“沙律師”。
就擔保法律制度來看，mortgage一詞我們平常都譯“抵押”，但是抵押在我們的法律概中原則上限于以不動產作為債權的擔保，但是mortgage卻不限于不動產，任 何財產都可以mortgage。不過，除了譯“抵押”外，也實在沒有更好的譯法。
再如信托制度（The Trust System)在英美法系中是一項很重要的制度，內容非常豐富，在我國并不存在與之相應的信托制度，所以英文合同中關于信托的部分要 譯成中文就非常困難。凡此種種差異的存在，無不給英文合同的翻譯起草帶來了法律文化上的障礙， 這也是英文合同難讀、難譯、難起草的重要原因之一。現階段如何應對此種差異的 存在似乎仍處在探索之中，尚無好的解決辦法。但作為法律翻譯或起草人員，正視 這種差異的存在，盡最大努力在翻譯與起草實務中消弭或減少誤解無疑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